法中文學傳記類翻譯經驗淺談

　　每個翻譯工作者或多或少都對文學作品懷有一種熱忱，文學翻譯的大家高山仰止，讓人心向往之。然而文學作品在翻譯技巧和譯文質量上的高要求和物質上的低回報卻一直困擾著有志之士。本文中的例句大多摘自《二十歲的加繆》(Camus à vingt ans)，這是一本由我翻譯完成的人物傳記，原文是法語。因在翻譯和審校過程中的各種問題和經驗今尤歷歷在目，筆者在此提出，望和大家共同探討，不足之處還請各位匡正。

　　譯前準備

　　1. 通讀全文，熟悉作者的行文風格，確定目標讀者，初步了解文中涉及的背景知識、人物關系，并且抓住一些文章始末的呼應關系。

　　如《二十歲的加繆》一書的內容主要是記敘加繆的青少年時期，但并不僅限于二十歲之前。作者在用較大篇幅記錄了加繆的學校生活、兩位重要的老師之后，主要著墨于他年輕時代參與的各種“社會活動”，并在文末將諾貝爾獎的光環投射到了他身上，初步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年輕的“反抗者”的形象。書中兩次提到加繆少時參加的足球隊(RUA)的球衣顏色，

　　第一次是在全篇第一段：

　　Reconnaissable à leurs maillots rayés bleu et blanc, les juniors du Racing universitaire d’Alger (RUA) se replacent en position défensive (穿藍白條紋球衣的青年隊的年輕球員們此時被迫轉攻為守。)

　　第二次是全篇末尾后記(Epilogue)之中：

　　Le Racing, dont les joueurs portent les mêmes couleurs que le RUA, rappelle Camus au micro, l’a emporté 1-0. (在接受采訪時加繆對著麥克風說，巴黎競技隊的球衣顏色跟阿爾及爾競技大學隊的顏色一樣，這場比賽中，他們以一比零戰勝了對手。)

　　足球，在加繆的一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作者將小時候的加繆和獲得諾獎后的加繆，身在阿爾及利亞貧民窟的加繆和身在巴黎大都市的加繆通過蒙太奇式的手法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樣的安排深有象征意義和畫面感，值得譯者注意。

　　雖然正文中二十六歲的加繆對應的日期是1940年3月14日，但不能忽視時間線前后的世界局勢加蓋在他這一代人身上的歷史烙印，這在他的諾貝爾獎獲獎感言《瑞典演說》中也得到了印證：“出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代人……希特勒掌權時，這一代人正值二十歲，他們見識了西班牙內戰，繼而是二戰以及原子彈造成的撕裂。”更可以確定的是，加繆在這段時間的創作主要是《反與正》、《婚禮集》，這之后造成巨大影響的《局外人》的手稿尚還在他的提包內。盡管如此，本書中三番五次出現的“étranger”(陌生的、局外人)一詞，此時無論在形容詞還是名詞意義上，都因為未來的作品而具備了更深層次的含義。傳記的最后一句話，Ecart ou peut-être exil chez Albert Camus, ce familier étranger.甚至將這個詞用作了全書的結尾，作者用這個詞給這位偉大的作家的一生作結，將半自傳性的小說歸結到加繆本人，我譯為：“阿爾貝·加繆，那個宿命中包含著疏離或流放的他，正是人們所熟悉又陌生的局外之人。”這樣的前后照應，有助于了解作者行文的基調，對于文章風格的把握也是大有裨益的。

　　2. 對于地名、人名等專有名詞的處理，筆者提前準備供查閱的資料，如《法語姓名譯名手冊》和《外國地名譯名手冊》等。

　　應注意的是，即使資料內部對于姓名有一般性的對應譯法，還應當參考權威性譯作中已經約定俗成的慣用稱謂，以避免不必要的混淆，同時還要注意不同語言在讀音上的區別。例如，加繆的母親家族的姓氏為“Sintès”，作為一個西班牙姓，在讀音上應區別于法語的“Sintes”(桑特)，眾多譯文中對“Sintès”有譯為辛德斯的，也有譯作散泰斯的，最后我決定沿用2010年版《加繆傳》(Albert Camus une vie)(黃晞耘、何立、龔覓譯)中的譯名“桑德斯”。同樣，Pia一名沿用了《加繆傳》中的“彼亞”。臺灣在譯名上與大陸存在巨大差異，如“奧巴馬”臺譯為“歐巴馬”，“加繆”為“卡繆”等，不太具有參考價值。此外，雖然郭宏安譯本的《反與正·婚禮集·夏天集》中將“Tipasa”一地譯為“蒂巴薩”，我還是用了中國駐阿爾及利亞使館提供的官方譯名“蒂巴扎”。

　　譯中

　　u 直譯≠逐字翻譯

　　加譯和減譯不一定就是不準確的翻譯

　　關于這點，已經有無數的論著和舉例，在此我就不再贅述，只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On ne peut m’arracher l’aveu qu’on exigeait. Repris à plusieurs fois et mis dans l’état le plus affreux, je fus inébranlable. J’aurais souffert la mort, et j’y était résolu.

　　他們從我這里得不到他們要的招供。他們反反復復好幾次威逼我，我毫不動搖。我死也不說，鐵了心。(馬振騁譯的《懺悔錄》)

　　法語原文的表述與中文行文習慣有很大的差異，這在源語言中卻是再正常不過的表達。譯文沒有按照原文順序來逐字對應譯出，而是引入了中文常用的“死也不”，“鐵了心”這種更易于被讀者接受的說法，而且舍棄了“mis dans l’état affreux”，因為反反復復威逼已包括了“affreux”的意味，在此避免了重復累贅。

　　相反，另一種類型的加譯在我看來卻有畫蛇添足之嫌，如在《二十歲》中的這句話：

　　A Alger, on dit « se taper un bain ».

　　我在第一稿中不假思索就將其譯為：

　　在阿爾及爾，人們說：“拍上一澡”。

　　編輯部將這句改為：

　　在阿爾及爾，人們常說：“美美地沖個澡”

　　但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太準確，因為原文意在敘述一種口頭上的習慣，而“常常”是一個表示頻率的詞，用來修飾習慣是不妥的，再者，文中并沒有表達任何“美美”之意，但是顯然說“拍上一澡”也十分拗口。經過查證，我了解到阿爾及利亞的taper就是法語的faire(做)的意思(se faire un bain=洗個澡)，在這里，就像一般人說“吃”，廣東人說“食”，是當地習慣，句子別無他意。因此我將譯文改成了：

　　在阿爾及爾，人們不說“泡個澡”，而說“整個澡”。

　　這樣一來，讀者可以迅速了解到阿爾及爾在洗澡上的說法與法國的區別，也算是種加譯吧，但是并沒有加上多余的信息。

　　u 此詞非彼詞

　　在法語中，尤其是在文學作品中，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詞語都有可能“暗藏玄機”，含有詞義的流轉。這并不是作者故意為之，而是行文上符合源語言的需要，母語讀者通常能夠流暢理解各種代詞或指代性質的名詞、形容詞在劇中的確切含義，外語習得者由于母語的干擾則不然。翻譯的任務首先是明白這些詞匯指代的意義，然后清楚地交代給讀者，否則，讀者將一頭霧水。

　　En une heure de discussion âpre puis apaisée, Louis Germain obtint qu’un petit gars de Belcourt promis aux usines, aux docks, aux manufactures ou aux emploies subalternes chez des particuliers pût bifurquer d’une voie toute tracée.

　　在這一句中，路易·熱爾曼說服了外祖母，這場討論是âpre(刺耳的)，經過一個小時才apaisée(平靜下來)。這個本是被promettre(指望)去工廠、碼頭、手工作坊的小男孩，他的voie(人生命途)本來是toute tracée(早就被劃定)，這一天終于被bifurquer(改道)了。Bifurquer這個詞讓人想起博爾赫斯在《小徑分叉的花園》(El jardín de senderos que se bifurcan)中的用詞，因此，命運忽而轉變的宿命感是此處必須強調的，我譯為：

　　終于，一個小時艱難的討論達成了目的，熱爾曼說服了家長，讓一個貝爾古區的小男孩走上了一條和命運本來的安排截然不同的道路，他本應去工廠、碼頭、手工作坊或到某個人家里去從事某種默默無聞的工作。

　　為符合中文的理解習慣，避免句子出現由于定語過長造成的“頭重腳輕”現象，譯文中的語序已經作出了調整，并且對一些源語言只用一個動詞或名詞的地方做了適度的增補和解釋。又如：

　　“Il y a de la boursouflure et des majuscules octroyés aux noms communs. En ces textes symboliques, le jeune écrivain fait ses gammes.”

　　在這一句中，boursouflure譯為“浮夸”尚好理解，但是能將majuscules直接譯為“大寫”嗎?我在網上查到，將一般名詞大寫的歷史來源于中世紀時期將某些“高貴”詞匯大寫的傾向，這造成了德語中所有名詞都需大寫的規則，或許正是這種傾向影響了法語語言。文中還說明，這是一種具有傳染性的“語言毛病”，它模糊了詞匯分類的界線，需要盡量避免，引申為，盎格魯撒克遜語言的規則自然不能適用于法語。不難看出，此處的majuscule用來修飾文筆，自然還應有引申的含義：

　　文章有些臃腫浮夸，也不乏言過其實的地方。但借著這些象征性的文字，年輕的作家正磨練著文筆。

　　u 拆分長句

　　Troublé par la parution de Retour de l’URSS d’André Gide en novembre 1936 et plus encore par ses Retouches à mon « Retour de l’URSS » en juin 1937 où il répliquait à ses détracteurs, témoignant que le pays du socialisme n’était pas celui de la justice et de l’égalité ni la contrée de formidables réussites industrielles, mais bel et bien une dictature muselant les opposants et récompensant les individus les plus lâches et les plus serviles, Camus avait, avec Charles Poncet, organisé une discussion publique qui avait mis dans l’embarras leur supérieur hiérarchique.

　　法語重視結構，漢語重視語義;法語多從句，漢語多分句;法語多被動;漢語多主動;法語多變化，漢語多重復(見上述例句)。這一類語法對比已經被眾多譯者在翻譯中反復琢磨實踐，作為一項文學翻譯的基本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這類句型其實處理起來有一定的規律，只要先提取主干的意思，然后補上相應的附屬內容即可，只是若要將翻譯者的腦袋比作“內存”，在這一步驟需要足夠的處理空間，來將懸浮在句子主干上的從句一一“抓取”下來，并處理好各個短句的關系，并保證句子通順，不漏掉內容。譯文如下：

　　起初，加繆因為讀到紀德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出版的《從蘇聯歸來》而深感困惑，后者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的《從蘇聯歸來修改稿》更激起了他的疑慮。在這本書中，紀德以其親眼所見向那些反駁他的人發出了令人震駭的抨擊：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并不是公正與公平的國度，也不是有著突出工業成就的國家;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獨裁專制之地，這里將一切反對者都戴上嘴套，卻獎勵那些最懦弱的卑躬屈膝者。于是，在彭塞的支持下，他組織了一場公開討論會，這讓那些黨內高層感到尷尬無比。

　　u 個人興趣

　　開篇我曾提到，雖然文學翻譯具有某種高不可攀的神秘意味，但必須要承認，其物質上的回報與付出是非常不成正比的，從事文學翻譯幾乎是苦行僧一樣的差役。因而有針對性地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作者的作品才是保證翻譯質量的根本。出于對作者或作品所描述之人的思想、人品、處世哲學的認可和贊許才是翻譯的動力，譯者對于作者或傳記主角的認識和了解可以極大地減少翻譯的阻力。

　　例如在本作中，寫到加繆“在不言不語的沉默中，在‘不死之人的冷漠與寧靜’中，重新找到了靈感之源”，(C’est dans le silence, « l’indifférence de ce qui ne meurt pas », qu’il se ressource)在這里“不死之人”意指古希臘雕像，要知道，加繆是尼采的忠實粉絲，而尼采本人又深愛著古希臘，因此這句就完全不難理解了。加繆斷言“當人性的呼喚遇上了世間無理的沉默，荒謬便應運而生”(l’absurde naît de cette confrontation entre l’appel humain et le silence déraisonnable du monde)。在他看來，這樣的荒謬是一種能量、一種反抗和對生命的熱情。這樣的句子不禁讓人相信《局外人》的出現完全在情理之中。更讓人莞爾的是，文中有一章專門記敘外祖母的死，開頭便是：“Aujourd’hui grand-mère est morte”(今天，外祖母死了)，這可能是作者對《局外人》的開篇，那個二十世紀最出名的文學開頭之一作出的戲仿——“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

　　同紀德一樣，加繆深信宿命，認為人雖可以堅持抗爭卻無法改變命運。他生于貧民窟，卻沒有對權勢和財富的渴望，一生心系苦難人民的命運。這在他對路易·吉尤的《平民之家》和讓·格勒尼耶的《島嶼》的喜愛中都可見一斑。“各方都收到指令，要讓他無工可做。加繆成為了所謂的“不可收留”之人。不知所措又無事可做的他，只好去了奧蘭找他的相好弗朗西娜·弗爾。”自然而然地，在這種條件下，對奧蘭的印象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他寫出了下面這段話：

　　À première vue, Oran est, en effet, une ville ordinaire et rien de plus qu’une préfecture française de la côte algérienne. La cité elle-même, on doit l’avouer, est laide. D’aspect tranquille, il faut quelque temps pour apercevoir ce qui la rend différente de tant d’autres villes commerçantes, sous toutes les latitudes. Comment imaginer, par exemple, une ville sans pigeons, sans arbres et sans jardins, où l’on ne rencontre ni battements d’ailes ni froissements de feuilles, un lieu neutre pour tout dire? Le changement des saisons ne s’y lit que dans le ciel

　　初看上去，奧蘭只不過是一座平淡無奇的城市，只不過是法屬阿爾及利亞沿海的一個省城而已，別無他長。城市本身相當丑陋，這一點是不得不承認的。它的外表很平靜，但要看出它在各個方面都不同于很多商業城市，則必須多花一些時間。怎么能使人想象出一座既無鴿子，又無樹木，更無花園的城市?怎么能讓人想象在那里，既看不到飛鳥展翅，又聽不到樹葉的沙沙聲?總而言之，一個毫無特點的地方?在這座城市里，只有觀察天空才能看出季節的變化。

　　熟悉加繆的譯者立刻就能想起，這是《鼠疫》的開頭第二段。就我個人而言，在對文本的整體把握上，理念比文采更重要，理念是文章的筋骨，文采是讓其豐滿的羽翼。如果在整體理念或感情的把握上出現了疏漏，則再多的花拳繡腿也就成了沒用的裝飾。

　　u 文字游戲

　　Courteline démonstre dans cette farce que peu de choses séparent un postérieur de la postérité.

　　原文中的文字游戲往往是最讓人頭疼的部分，在這里，作者使用了兩個以“post”為前綴的相似的詞，postérieur(后面、屁股、臀部)，和postérité(后世，存于后世的榮耀)，這場farce(鬧劇)指的是庫特林的《第330條款》，劇中人物向大街上的人露出屁股而遭到起訴，我曾經想將這句譯為：“庫特林想用這場鬧劇來說明，幾乎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將人身后的屁股和生后的美名隔開。”但覺得用“身后”和“生后”來強行照搬原文的兩個post顯得太過生硬，于是在最終譯文中將它們變成了“一前一后”的對應關系：

　　庫特林想用這場鬧劇來說明，幾乎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將人前的美名與背后的丑陋完全隔開。

　　以上，便是我在這部傳記的翻譯過程中積累的一些想法，最后希望大家可以從翻譯過程中收獲到屬于自己的喜悅，并將自己的收獲傳遞給讀者。原文來源“語言橋”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m.kflsho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