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辭?！分?，典籍被定義為“國家重要的文獻，亦統稱各種典冊、書籍”。浩如煙海的典籍作品是中國文化的主要載體。中國文化要“走出去”，典籍翻譯是重要一環。在典籍翻譯研究領域，我們把所有能夠體現中國文化精髓和核心價值觀的優秀作品都納入中國典籍的范疇。其中，既包括文學思想類作品也包括科技藝術類作品，既包括古代作品也包括現當代作品，既包括漢族作品也包括少數民族作品。要將這些文化負載量極大的中國典籍譯成外語介紹給世界，尤為不易。這既需要高超的技術水準，更需要巧妙的藝術手法?！　y計，中國典籍的集中翻譯出版，始于1981年的“熊貓叢書”和1992年湖南出版社的《漢英對照中國古典名著叢書》。目前國內有30多家出版社參與此類書籍的出版，如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的《外教社中國文化漢外對照叢書》、湖南出版社的《漢英對照中國古典名著叢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的《大師經典文庫》、山東友誼出版社的《儒學經典譯叢》、外文出版社的《漢英經典文庫》等，以及自1995年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等部門組織30多家出版社編選翻譯的《大中華文庫》。縱觀近年來中國典籍翻譯作品的出版，確實為助力中國文化“走出去”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我們也發現，盡管這類書籍出版的總量不少，但真正“走出去”的還比較有限。多數譯本僅用作國內讀者語言學習或學術研究的資料，而國外讀者能見到的數量、種類以及接受度等都不甚理想。

　　在對中國典籍翻譯的研究上，研究內容從最初僅限于古代漢族文學類思想類典籍，逐漸拓寬至包括古代和現代的科技類、藝術類作品以及少數民族作品，并有對典籍翻譯規律的探索、技法的歸納以及理論的專門研究。

　　在少數民族典籍翻譯領域，大連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和廣西百色學院外國語學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王宏印教授帶領的研究團隊近年來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中華民族典籍翻譯研究”叢書;每隔兩年召開一次的全國少數民族典籍翻譯學術研討會至今已舉辦過四屆，參會議題涉及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赫哲族、畬族、壯族、苗族、傣族等的典籍、民歌和民俗翻譯。無論是研究視野的拓展還是理論深度的挖掘都有所推進，這都有助于將少數民族作品更好地介紹給世界。

　　作為對外傳播的重要途徑，典籍翻譯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為推動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做好典籍翻譯工作。

　　首先，典籍翻譯需要培養高水平的翻譯人才。不同于應用型翻譯和一般文學作品的翻譯，中國典籍因其內涵的豐富性而具有很高的翻譯難度，要做到準確無誤的理解和貼切流暢的外語表達很不容易，因此要求從事中國典籍翻譯的譯者必須精通中外兩種語言和文化。同時，要翻譯什么類別的作品，最好先要成為該領域的專家。換句話說，我們需要培養的是既精通兩種語言和文化又懂得專業知識的研究型譯者。

　　在注重培養本國譯者的同時，還需要調動海外漢學家翻譯中國典籍的積極性。一國文化在其他國家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托目標語國家和民族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來推動和完成。縱觀中國典籍的對外傳播歷史，最初的譯介者也都是以利瑪竇、理雅各和衛禮賢等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后來西方漢學家譯介中國典籍則是由于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進而帶有濃厚的學術研究性質。因此，海外漢學家是世界各國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使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文化“走出去”需要進一步發揮世界各國漢學家的作用。

　　其次，典籍翻譯還需要選擇恰當的翻譯方法。一部譯作在譯入語文化中能否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與其所用的翻譯方法有很大關系。謝天振指出，中西文化交流存在“時間差”和“語言差”，“中國人積極主動地譯介西方文化至今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的歷史了，而西方人對中國開始有比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這二三十年的時間。另一方面，操漢語的中國人在學習、掌握英語等現代西方語言并理解與之相關的文化方面，比操英、法、德、俄等西方現代語言的各西方國家的人們學習、掌握漢語及理解相關的中國文化要來得容易。”(傅小平：《中國文學“走出去”：亟須跨越認識誤區》)。所以，在選擇要翻譯的典籍、確定譯文的文體風格時，需要綜合考慮這些情況。外國讀者對中國文化的接受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大批量的全譯本不一定適合當下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實際情況，實踐證明，大而全的譯本在國外的接受效果也不甚理想。

　　當前我們不妨采取不同的譯法，如選譯、編譯、改寫等，先在國外培養一定的譯本接受基礎與受眾，待時間和條件成熟，再過渡至大批量、大規模的全譯本。如現代出版社翻譯出版的蔡志忠《中國傳統文化經典》漫畫系列和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的漢英對照“中華傳統文化精粹”系列叢書，均采取了選譯的形式，刪除了原作中晦澀冗長的篇目，并且增加了白話翻譯、中文注釋、漢語拼音、經典名句等欄目，取得了不錯的傳播效果，可以為今后的典籍翻譯提供參考和借鑒。

　　再次，翻譯的典籍要想被其他國家的讀者所接受，也需要拓展對外傳播渠道。有時候典籍翻譯和對外傳播的效果不理想，很大程度上不是譯者責任，而是外國讀者不容易接觸到這些譯本。因此，要使中國的文化典籍為世界所接受，除了解決語言差異和文本翻譯問題外，更需要與國外權威的出版發行機構配合與協調。

　　拓展國外出版發行渠道，與國際上有影響力的出版社合作，是各種類型的文化典籍對外譯介和傳播的決勝環節。近年來，隨著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的逐漸展開，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這一問題，也有一大批典籍譯作已經或者正在聯系國際知名出版社出版發行。此外，典籍的對外傳播不應一味強調原文本的價值，即以書面譯本輸出為唯一方式，還可以針對不同受眾群體，推動不同形式和不同層次的傳播，如影視、音樂、動漫、戲劇表演等，從而開拓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傳播渠道。

　　最后，推進中國典籍翻譯工作需要建立完善的翻譯和傳播質量評價機制。將中國典籍譯成外文推送至國際市場并被外國讀者接觸到，這并不意味著它所承載的中國文化就完成了走向世界的任務。譯作在譯入語國家中的接受程度，才是典籍翻譯對外傳播效果的最終衡量指標。所以，我們還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國典籍海外翻譯與傳播質量評價機制，進行后續跟蹤與質量測評，以改進對外傳播的方式、方法和途徑。由于這一工作主要依賴海外市場的數據，所以更需要國家政策法規、人力物力的支持，以確保中國文化“走出去”后真正進入國際社會，被其他國家的讀者了解和接受。

　　中國典籍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主要傳承方式和重要載體，它的翻譯質量與對外傳播效果決定了中國文化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進而影響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成效。總結經驗、彌補不足，可以從以上四個方面著手推動典籍翻譯工作，以促進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